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着。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