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眼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小村庄，整齐划一的中心街道，街道旁矗立着一根根漂亮的路灯，两边是一溜的公用和商业建筑。有气派的小学校园，三层高的教学楼是村里最高最好的建筑，楼顶还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有敬老院，卫生所，粮食加工厂，超市，澡堂等，这几百米长的主街与城镇里那些街道没有多大差别。
谢成杰介绍说，前些年，夏华投资修建了中心街道以及两边的公用设施，这段中心街自发形成一个集市，每天清早，三里五庄的村民都过来赶集。乡里还打算把村子升格为中心村，周围村子都向这里靠拢。后来，夏华淹死，此事就不了了之。
他投资修建的小学是本乡设施最好的学校，乡里为此把村小学升格为附近片区的中心小学，老师和学生数量比以前翻了几倍。夏华还捐给学校一笔奖学金，主要针对困难老师和学生。他犯案后，听说这笔钱让上面的领导给收走了，走私犯捐的奖学金自然不能再发了。
还看到一所气派的教堂。还看到本村的最高政府机关--村委会办公室，只是几间普通房子，与村民自建的房子没有多少优势。
这些建筑物凝聚了夏华曾经的梦想，他希望村民们不用迁移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享用，有好学校让小孩子上学，有养老院让老人安享晚年，有卫生所让村民生了小病能就近治疗，有适宜的工厂让村民逐渐摆脱田间的劳累。如果他不犯案不淹死，或许再过几年，这个村子就会成为兰马县的明星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村。
但是，现在，一切都划上了句号，空有漂亮气派的建筑，寂静无声的小村庄。
徐虹三人很快又返回兰马县城。到了梁天雷的饭店，梁天雷极力邀请二人留下来吃饭。现在正是午饭时间。他叫他老婆到席间陪着徐虹，他和谢成杰喝起酒来。
夏华已经淹死了，谈论死人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几杯酒下肚，梁天雷又不知不觉的聊起夏华来，他感慨万千说：“我和道，你们都认为夏华是走私犯，他挣得钱都是违法收入，他淹死了刚好是逃避刑罚。我觉得这样对夏华不公平。
虽然我学问不高，可是懂得一个道理，夏华没有从任何一个老百姓手里夺钱骗钱，他赚的钱都是从关税上抠下来的，说白了是赚国家的钱。其实，关税也是一种税，要说逃避税收就是犯罪，我相信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都是罪犯，税负那么重，哪个生意人不想法避税逃税。就说我的饭店吧，我每年至少要少缴几万块钱的税。”
梁天雷的老婆立即让他闭嘴，骂他大嘴巴，喝多了啥话都敢讲。
“没事，徐虹、成杰都不是外人，都是老同学，谁也不会说我啥。”梁天雷悻悻的回应老婆，接下来又开始讲述他和夏华相遇的故事，他似乎认为徐虹对夏华的事情比较感兴趣。
“我跟夏华一样，都没考上大学，我的学习成绩太差，没有复读，高中一毕业就回家种地去了。很快，我结婚了，有儿子了，到处是花钱的地方，我却没本事，种地种不好，打工没力气，生意没本钱，在家三天两头跟老婆生气。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落泊的时候。
没办法，我买了一辆三lún车，到县城拉客。干那活太丢人了，我都是在城郊拉，不敢进城里，怕碰见熟人。可县城就那么小，还是经常碰到熟人，看到同学们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事体面工作，我却从事蹬三lún车的下贱工作，我的脸就跟人扇过一样。
那一年夏天，我碰巧遇到了夏华。他来县城办事，没有开车，恰巧坐上了我的三lún车。他戴着大沿帽，还捂着口罩，一身打扮象个港商。我看不到他的脸，根本认不出他。
他认出了我，让我把三lún车蹬到城郊外边一个僻静地方，我停下来，他跟我打照乎。他摘下口罩，我看见他半边脸都烧没了，象个鬼一样吓人，我一眼就认出他。
他问我生活怎么样。我没有什么隐懑，原原本本都跟他说了，我不觉得他比我活得qiáng，即便他再有钱，脸烧得象个鬼样，活着肯定很痛苦。
他问我想不想做点小生意。我说当然想了，不过我连做小生意的本钱也筹不齐。他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我得选好项目。我想了想，我对做饭感兴趣，其他生意都不熟。他立即让我到街上选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