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当此之时，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
与兄长苏轼的制策不同，苏辙的制策令人看了是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这等犀利的辞锋倒也是令人浑身一震，看得后背湿出一身冷汗。
如今苏轼，苏辙开写后，章越仍未动笔，此番御试他倒真落在最后一个了。
章越不同于苏轼，苏辙，他构思起五百字的阁试可以轻巧作答，但三千字的御试，他要先想自己策问的题眼在哪。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最好的制科策对，即是董仲舒给汉武帝献上的天人三策。
这篇策问他反复读了好几次。
当时汉武帝也是如今日宋仁宗般诚恳求教，向董仲舒言，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章越想到，咱大宋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皇帝的问题么？
不是，退一步说来帝王将相并不是历史决定因素，更深一步是制度问题么？似近了一步。
然而制度更深一步，是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所决定。
君王的德与不德，官家又多纳了几个妃子，又建了几个宫殿，是儒家献策思路，约束君权不惜余力。
钱不够让皇帝自己多节约。兵不能打，让皇帝谨慎择将，官场吏治败坏，选一个贤人当宰相。
改革在于着眼人事。
如此策论自也是一等论tiáo，不可贸然否定。
至少比起片面地指责制度，不去探讨制度背后俗成的原因，容易纸上谈兵靠谱。
故而还是从最上位者德行来讨论，这是最不容易错的方法。
所以为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能得到赞赏。
因为他的制策并非是应对权变之策，而是上总结历史教训，下能解决当前汉朝面临的问题。
但如今官家亲策，令章越走到如当初董仲舒一般的位置，他到底该说什么呢？
章越此刻已想清楚题眼，最后一个动笔。
臣谨对曰。
陛下于庭策问于臣，求直谏献策，此非臣之愚钝所能明也。臣寒窗十年，谨案史书古今循环之治乱，浮潜人事之代谢，探讨三代以降之制度，观天命之所归，民心早有背向所附。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何也？
……
章越于文中细谈之。
天道是什么？
天地不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说白了万事万物都要灭亡，从有序至无序，这就是熵增定律。
但人道，逆熵而行，说白了就是活下去，从无序至有序。无序是天性，不想工作，我想躺平，但有序是活下去，越是qiáng大人，国家，文明，越是有序。
故而国家要想振作，就是无序至有序之道。
如何有序？首先就是在于‘庄’要qiáng。
这里章越可以先回答官家所问‘汉孝文帝尚老子而天下富殖。汉孝武帝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难道非治道有弊，而因治世不同？’。
为何汉文帝用黄老，天下安定？汉武帝用儒术，海内虚耗？
没有汉武帝，搞不好就要有汉徽宗了。
汉朝的匈奴与宋朝的西夏，辽国是一个意思？
汉朝防御匈奴尚用不了这么多兵马，这边和亲维持着，若是宋朝将防御西夏，辽国边境上的重兵一撤，岁贡一停，那就亡国了。
所以为啥宋朝不学汉文帝？
就是因为治世不同，故而治道不同。
章越写到汉文帝用黄老，治国以宽，故民力得以修养，府库得以充实，汉武帝亦非纯用儒术，而取王霸之道，治国从严，虽海内虚耗，却制得匈奴南越。推其功，也在于文帝与民休息的宽大之策。
宋朝有高梁河之败，汉也有白登之围，但为何一个走向了qiáng大，一个走向了衰败？
宋朝能不能学汉朝，先以宽与民休息，再以严全国bào兵办法，最后击败西夏辽国呢？
不行。
章越这篇策论的思路，还是在于‘qiáng庄’之上。
好比玩股票，庄家只干两件事，吸筹，拉升股价。
吸筹，增加手中筹码，变为qiáng庄，之后才能拉升股价。
这个结论对不对，且不说。
但这个是题眼，全篇文章围绕着这个题眼作文章，就不会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