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脑并不是以具体的某个事物作为处理信息的基本，而是以某个概念作为处理信息的基本。这是很早就通过捕捉神经细胞的微小电流信号确认的事。
事实上，大脑的神经个体细胞似乎只会对某些特定的，熟悉的个体产生反应。比如说，某个神经元只对某个人产生反应，那么它便只会对这个人产生反应，其它任何事物都不会对它有任何影响。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某个人”只是信息。不论是这个人的声音，或者照片，哪怕只是在纸上写下这个人的名字，都能引起这个神经元的反应。它做出反应的对象，是这个“信息”本身，而与这个信息的表达方式完全无关。
这就是所谓的“概念神经元”，它似乎表明人类大脑具有某种非常特殊的处理信息的能力。
如此说来，莎特奥拉的大脑应该是因为事故而失去了处理“某些特定比例的音程”的信息的能力。
“不，这就当我没问过。”海原光贵想了想，决定直接切入他最为在意环节，“不说声音与否，当时你是否觉察到有什么人对你说话？”
莎特奥拉的身体猛地一颤。
她此时的反应，让海原光贵立刻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有。不过与其说是对我说话说话，倒不如说是向我传达了某个概念。很奇怪，我没有听到任何语言，不过却感觉到某种意思。”
事实上，这才是使她重回现场的原因。也同样，是海原光贵的原因。
他们两人都在那个时刻，感觉到了某种被传达过来的信息。没有通过任何能够被理解的载体，就像是这么凭空传达了这条信息。
他们最为在意的，正是这条忽然而至的信息。
不是这条信息本身，而是传达出这条信息的“人”，或者是别的什么。
有什么“人”在注视着他们，至少是当时。海原光贵无从猜测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做到这件事。
“不……”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理论上，应该还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他的认识与众不同，因为他知道确实有人能够做到这种事。而且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当时应该就离现场不远。但问题是，他不认为这个人会这么做。
“莎特奥拉，你愿不愿意和我去见一个人？”
他转了个念头。
“见人？”
“嗯。我觉得我们遇到的问题，也许可以从她那里得到答案也说不定。”
莎特奥拉抬起眼睛看着他。对海原光贵的话，她显然抱有一定的怀疑。
“反正尝试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海原光贵一脸无所谓地说。
一般来说，在只见过一面的情况下，女生是不可能接受男生的邀请的。不过莎特奥拉自然不能去套用这种常理。
她确实非常非常地疑惑，甚至比海原光贵更加疑惑。
她能够觉察到当时的树状物对自己的好奇，也能够感觉到发出信息的人对自己抱有着奇妙的兴趣。
从三年前开始，她就觉得自己好像缺失了某一个部分。
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缺失感，就像是“自我”之中被打开了一个孔洞。
她有一种直觉，不论是那树状之物，还是发出那条信息的对象，真正在意的都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自我中的那个“孔洞”。
想到这一点，她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去哪里？”
她问道，同时带上通讯器，显然她打算联系“黑鸦”部队。
“不用做什么准备。”海原光贵摇了摇头。“而且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医院，不能影响其他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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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朗道的政治立场（上传者的注）：
这几天朗道的问题有人提及，我这里也说几句吧。
近年来不少人将朗道列为反苏或者反斯大林的人物，这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出于某种需要。但我想强调的是，这类说法几乎无一是站得住脚的。
现今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来自克格勃的解密档案，里面有朗道从事反苏活动的具体内容。但熟悉特殊政治时期情况的都应该知道，这种时期的政治档案往往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就有指奥本海默是苏联代理人的“证据”。麦卡锡时代美国原子能国会联合委员会首席律师就根据对这些“证据”的分析研究发起了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这成为了对奥本海默**的导火索——比朗道不幸的是，这直接造成了奥本海默离开主流学术圈——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有多不靠谱。
哪怕从结果上来说，说朗道从事反苏或者反斯大林活动也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朗道虽然曾经被捕，但从未被公布过罪名。朗道入狱一年后即被无罪释放，一般人认为是卡皮查救援的结果，但实际上真正看过克格勃档案的人肯定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如果档案的内容是真的，那十个卡皮查也救不了朗道！
我随便列举，克格勃档案中有这么几段据说是朗道说的话：“这是明摆着的事，列宁就是头号法西斯分子。”“我认为我们的制度，正如我从1937年就开始对之所了解的那样，完全是法西斯式的，现在依然如此，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这个问题会有两种情形：第一、要看这个法西斯制度的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善。第二、依我看，这个制度将来总会发生动摇。我认为，只要这个制度依然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的改观上，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也是可笑的。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好，现在请注意，朗道入狱一年后即被释放，并且正常从事科研工作（注意奥本海默可是离开了主流学术圈）。试想如果朗道真的从事了反苏活动，哪怕只是说了上面那些话，这有可能吗？
如果这还不够说明问题，那下面这个可以说最好的铁证：1945年12月18日，goncharov给一个人写信要求让朗道领导原子弹理论工作（毫无疑问是机密度最高的工作）。在那个人的努力下，仅仅三个月都得到了批准。那个人是谁呢？是克格勃著名的领导人贝利亚！
另一个相当铁的证据，朗道出狱的仅仅第二年，卡皮查就提名朗道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未受到政治领域的反对。6年后（二战的原因），朗道直接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没有经过通讯院士的阶段。
仅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对于那些克格勃档案的内容，不论是苏联官方还是克格勃内部都从来没有拿它们当回事过。换句话说，不论在哪边眼里，这都是不可信的内容——甚至有非常大的可能，他们根本知道这些伪造的内容的出处。
作为对比，我可以再举另一个政治领域迫害的例子作为对比：麦卡锡时代，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玻姆仅仅因为拒绝为同事的政治立场作证而遭遇迫害，即使是爱因斯坦出面为他担保也没有作用。最后玻姆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美国，辗转来到英国发展。毫无疑问爱因斯坦不是卡皮查能够相提并论的。假如连爱因斯坦在麦卡锡时期都保不下玻姆拒绝为同事作证的行为，那卡皮查有可能在斯大林时期保下朗道的反苏行为？这显然是荒谬的。（更何况在当时的苏联官方眼中，卡皮查本人也不是那种在政治上“纯洁”的科学家）
事实上仔细研究甚至可以发现，在很多方面，苏联官方还在为朗道在科研领域不受政治干扰提供了相当的支持和庇护。举例来说，除去入狱的那一年，从1930年至1968年，虽然苏联政局一直风云变幻，但朗道的讨论班从未有过一日因政治运动而中断，甚至连日期都没有变动过一次。要知道这段时期非但包括了苏联数次政局变动，还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国际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尤其在朗道出狱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他的研究所不受预算限制，他本人甚至拥有绝对的人事专权。
我曾经仔细了解过朗道案。我认为，朗道入狱的本质原因绝非是因为他在政治领域有什么问题。而是在苏联高层眼里朗道本人相对泽尔多维奇等人来说是属于“不是太听话”的一类，认为在用他之前需要对他进行敲打。正好这时有人诬告朗道，所以顺便借机行事。就朗道后续的发展来看（后来朗道从事了相当多苏联国防领域的工作，原子弹只是其中的一环），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朗道的案件一直是科学史上热议的话题，其中的是非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但有一点基本可以算是共识，那就是如果朗道真的从事了克格勃档案中的那些活动，那他绝对不可能被如此从轻发落。事实上就我所知，正经的科学史研究者中认为朗道从事过反苏和反斯大林活动的很少。曾经与朗道共事过的学者中，相信朗道从事了反苏活动的更是几乎没有（这其中也包括险些成为朗道嫡系弟子的郝柏林先生）。甚至即使在敌对阵营的学者眼中，朗道也始终是热诚的爱国者（比如美国科学家索恩。作为极端**的惠勒的弟子，他对苏联倒是不像他的老师那样极端，但总体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方面，kaganov（《朗道学派》的作者，也曾经与朗道共事）曾经撰文系统地分析和反驳过所有关于朗道从事反苏反斯大林活动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
ps：关于朗道案，朗道本人的态度多少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朗道本人一直怀疑有与其关系恶劣的同事陷害他（注意朗道本人也认为是“陷害”）。这确实非常有可能，因为朗道的性格问题，在苏联科学家里他本来就非常不讨人喜欢。
朗道不同于那些一生热衷于打击报复和公报私仇的科学家（我这里就不明指是谁了），没有切实的证据他从不提出指责，因此他怀疑的是谁这点他从未说过。不过我就没有他那么高尚了，我个人对于他怀疑的是谁这点也是有些自己的猜测的。当然，毕竟这是没有证据的事，所以我的话你们权当参考，未必是事实。
我怀疑的对象是伊万年科。朗道虽然在苏联科学家群体中不讨人喜欢，但真正对他持反感态度的也很少。伊万年科是其中之一。
我的怀疑，其实有些来自朗道本人的间接证据。虽然朗道本人在世时从未提及他怀疑的是谁，但他有一个行为值得注意：在朗道本人亲自挑选的论文集中，有5篇被他专门抽掉。而这5篇论文的合作者，都是伊万年科。根据朗道的同事回忆，不论任何人，只要在朗道面前提及伊万年科，都会损害与朗道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