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就是光棍一个，无依无靠的，留着钱又有什么用呀！何况这一仗要是真的打起来，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呢，有钱不花留着干什么呀！就按我说的办，你去安排一下吧！”陈翔摆了摆手，转身向着营部方向走了过去。
就在24日这一天，蔡廷锴离开了上海赶到了苏州，召集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在花园饭店举行了紧急部署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了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布的密令。于会的驻苏将领也一致表示反对向日军妥协，坚决支持抗日。
由于形势紧急，开完会议之后，蔡廷锴等人便紧急返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蔡廷锴便接到了党内元老张静江和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等人的邀请到杜家赴宴。
现在上海局势紧张，张静江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跑到上海来游山玩水。此次张静江是受老蒋之托，来给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做思想工作的。老蒋虽然心里也明白，华日之战在所难免，但是现在中国尚未实现统一，实在不是开战的最好时机。现在日本人在上海不断挑衅，老蒋自然害怕因此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因此老蒋还是希望上海之事能够和平解决，哪怕是向日本妥协，出卖一些利益，也是在所不惜。老蒋害怕十九路军会因为一时冲动，和日军爆发大规模冲突，那样事情便不好收场了，所以才会派张静江来沪。
“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蔡将军能够体念中央意旨，最好将部队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张静江缓缓的对蔡廷锴说道。
听了张静江的话，蔡廷锴随即脸色一变，蔡廷锴自然能猜到张静江应该是受老蒋之托，前来传达老蒋的意旨，得知政府态度后，蔡廷锴自然是气愤填膺，随即冷哼一声说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听了蔡廷锴这番铿锵有力的话，张静江一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在场的杜月笙等人，只好从中打圆场，说张先生和蔡将军双方都是爱国，只不过是方式不同云云。
“妥协，不抵抗是阻止不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的，反而只能助长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只有坚决进行抵抗，才能遏制日本人的侵略，挽救民族于危亡！对不起，鄙人还有军务在身，就不陪诸位了。”蔡廷锴最后扔下这句话之后，转身离开了。这场宴席最终就这样不欢而散。
1月24日晚上，日本人再次寻衅起事，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华夏人所为。上海形势变的越发紧张，而日军的援军不断赶赴上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战争阴云逐渐笼罩上海滩。
1932年1月26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向中国方面发出了“哀的美敦书”。拉丁语最后通牒音译为“哀的美敦书”，意思是谈判破裂前的“最后的话”。一般是一国就某个问题用书面通知对方，限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其条件。否则就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断交，封锁，抵制等等。
日方威胁中国政府，如果在48小时之内（即1月28日下午六时前），中方如不答应日方提出的“道歉”“逞凶”“赔偿”“取缔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等五项无理要求，日方将采取自由行动。
日方所谓的自由行动，毫无疑问自然指的是军事行动。这时候日军在上海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八九千人，其中日军海军陆战队大约五千人，上海的日本侨民紧急组建的所谓的义勇军大概三四千人。
同时日本大本营正式任命海军少将盐泽幸一为司令官，负责指挥在上海的所有日本军队。盐泽幸一曾公开宣称，一旦战事爆发，日军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全占领上海，其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