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左军的主力正是以革左五营为首的约二十万义军，两方兵力基本相当，而义军先期占了地利，左军突受打击，士气低落。
随后侧击襄阳官军的约五万义军再次连夜长途奔袭，彻底堵住了左军的去路，此时包围左军的义军已达二十五万众。
打掉左良玉，官军将会全部崩溃，张献忠进行了一场豪赌。
他的自信心正是来自于有十多万跟他转战千里，锻炼出来的精锐部队，这些人都有一双铁脚板，长途行军不在话下，所以义军能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
李定国之所以选择左良玉，是因为拿下左良玉就等于拿下了武昌，武昌乃大明中部最大的城市，其中的资源和财富可想而知。
而且左良玉的兵马别看是最多的，其实成分不比义军好多少，说是土匪也不为过，这样的军队意志并不坚定，一旦失利，很容易崩溃。
左良玉被困，可吓坏了丁启睿，这样的责任是他承担不起的。
而三边总督孙传庭却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此正是官军一举剿灭献匪主力的最佳时机也。”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义军给官军造成的最**烦就是流动性大，很少留给官军决战的机会，所以一旦左良玉拖住了张献忠，就给双方的决战创造了机会。
于是丁启睿采纳孙传庭的策略，传令各部官军于外围对义军反包围，另外给左良玉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坚守到援军的到来，之后由中心开花，夹击和歼灭张献忠部。
李定国定下的围困之计，当然做了周密的应对措施。
于是整个六月，义军阻援部队与官军交战于天门、钟祥、枝江、松滋等地。
但是李定国低估了左良玉求生的欲望，在左良玉的铁血**下，弹尽粮绝二十多天的左军并没有崩溃。
同时年轻的李定国还没有具备掌控如此大区域，大规模的战事，也低估了官军救援的决心。
六月二十七是，义军防守的天门防线被陕西巡抚汪乔年率领的陕西兵马攻破。
张献忠收到消息后大惊，一旦官军连成一片，里应外合，局面将不可收拾。
张献忠主张立刻撤围，保住现有的成果，而李定国认为撤围将前功尽弃，他愿亲率三万机动部队前去伏击陕西官军，张献忠一咬牙：准！
然而时局的变化是李定国始料未及的，在陕西巡抚汪乔年的急声令色的催促下，陕西兵再接再励，一路急行军继续向西进攻，扩大被打开的缺口。
随后汪乔年派人与左良玉联系，要求其立刻分兵出击，向义军横扫。
眼看着左军即将蛟龙入海，整个义军都有四面受敌的危险。
